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下调至4.8%，比上年降低1.7个百分点。

其中直接融资又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通过购买国内资产，央行不仅可以实现基础货币内生，还可以因此摆脱对美元信用的依赖。

完美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的一个前提，就是所有人都具有完备的信息，而这一点恰恰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第二，市场的规模不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果想要同时具备资本属性和居住属性，也要将两个市场分开，管理上，资本市场土地供给盯住去化率（而不是市场房价），只有去化周期低于标准值，城市政府才能继续供地。保障市场则盯住就业率（而不是家庭收入），只要缴交五险一金的人无房，政府就要提供保障。近年来，不少城市都开始了资本市场的迁移。

世界上最成功的住房制度，是中国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也就是彪炳中国改革史册的98房改。企业可以利用房地产为其不动产定价，从而为其在股市的估值上增信。可见，通过优化集成多学科、多模型框架，在模型机理刻画和情景模拟能力方面实现创新突破，我国学者和机构自主研发的综合评估模型能够匹配深入分析经济增长—能源供需—资源利用—物质流动—环境质量—人群健康等各系统耦合关系的研究需求，为双碳目标的路径研究、为我国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撑，已深度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与实践。

特别地，协调推进双碳目标下的四组关系，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全球知名的综合评估模型还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EPPA模型、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的GCAM模型、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MESSAGE模型、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NIES）的AIM模型、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的REMIND模型、荷兰环境规划院（PBL）的IMAGE模型等。事实上，国内学者关于综合评估模型的自主研发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具备较好的基础实力。实现这一方向的创新，将有助于显著提高我国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领域的研究实力与应用能力，以及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中国将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对《巴黎协定》自主贡献目标（NDC）的延拓和强化，一方面将时间尺度从2030年延展至2060年，后者与全球净零排放目标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将碳达峰的相对约束转向碳中和的绝对约束。构建综合评估模型的学习成本曲线非常陡峭，需要有足够规模和能力的人才团队投入多年时间、整合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关键技术，开展长期、连贯、有传承性的科研工作，还需要为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敢于摒弃短平快、甘坐冷板凳的科研保障机制。

基于这些模型的相关研究，也已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IPCC历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以及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基础。（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能源—经济—环境综合评估建模理论与应用（72022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进入专题： 碳中和 。一方面积极吸取先进经验，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加强模型队伍建设和技术学习。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不仅回应了全球关切，还将带来一系列气候、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已成为我国未来长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指导方向。

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深刻系统变革。综合评估模型所具有的多元复杂构造、多学科底层基础知识支撑，所支持的灵活的政策评估时空尺度选择，以及所能提供的定量全面的评估结果，是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相关团队自主构建了E3METL和CE3METL模型，在《巴黎协定》气候目标评估方面发表的重要成果受到了广泛关注，也首次协同数个国内外著名模型团队开展了多模型比较和政策评估工作。这些综合评估模型都获得了所在国家和机构数年长期的项目和经费支持，形成了稳定的模型平台和科研团队，并成为分析全球低碳发展情景和制定国家气候政策的主流方法和大国利器。

例如，弱化对文章发表的硬性要求，重视来自全球权威模型的同行评议，基于自主水平评估发展模型体系的竞争力。正因如此，应用国外成熟的综合评估模型虽可解燃眉之急但绝非长久之计，亟待大力推进基于我国情景的综合评估模型的自主研发与完善。

首先，设立长期的研究资助项目，特别是面向优秀青年学者的专项项目，为模型技术发展提供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以及相对宽松、面向长期研究成果的考核环境。另一方面，加强跨地区的模型比较，打造自主模型的影响力，积极开展走出去。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能够系统而定量地模拟自然环境系统与能源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联动和相互作用，有效克服基于具体学科研究方法而难以全面分析碳中和等绿色转型政策影响的不足。其次，重点支持有较高学术实力与潜力、具备长期发展前景的科研机构与团队，特别是那些已形成相应基础性研究成果和模型自主开发长远规划、由青年学者主导的研究团队。最后是稳定的项目支持、专业的人才储备和长效机制建设需要加强。我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蓝图如何绘制，相应的低碳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可能引致怎样的社会经济影响，都有待进一步分析。碳中和实现路径与综合影响需要定量研究。这既是颇具学术前沿的理论研究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决策支持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要从长期视角出发，基于现有方法开展大量的政策模拟和实证研究，更要突破西方既有理论的限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经济技术方法论体系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分子效应，即依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农业增加值。

第二，中国人口负增长抑制消费，使既有增长潜力不能实现。最后，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

这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我国GDP总量在15年里翻一番，人均GDP大约也要翻一番。假设美国经济以2.2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为实现经济翻一番需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大体上在2030年之后超过美国。

这就否定了凯投国际和韩国央行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是负增长的假设。这个导向不仅需要物质回报，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由于富人倾向于储蓄，而穷人又满足不了消费意愿，因此，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的不足、过度的储蓄，从需求侧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现行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全性，进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还大。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市场创新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猪循环的难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等，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供给侧的冲击。

目前，我国正处于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紧迫性与机遇并存，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发展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自身贡献。难点不在于创新能力，而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技术上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因而不能产生创新激励。

目前，我国80%的农业劳动力对应的耕种面积仅在1亩到7亩之间，对比一些国家家庭农场拥有的大规模土地面积，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受到土地规模的严重制约。这里，农业生产托管就是解决不可分性、实现规模经营的典范。假设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即从23%降到13%，那么每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增加2.7%。这就是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大幅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

从这里的分析来看，这些改革都可以产生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从供给侧看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侧看就是扩大居民消费，以保障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造成新的需求侧冲击，如何实现潜在增长率将成为新的挑战。

如果继续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他们的消费也可提高30%。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